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

• 化生入性与祛本显生——试析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概念的释用与化用

  高山奎;

  西方哲学肇端于对“自然”(■)的思考，亚里士多德以集大成者的论姿，将■的含义整理判摄为生长、原始质料等六种用法，并最终将派生性的本质(■)含义确定为■的基本含义和严格解释，而将产生、生长等原初含义贬黜为不必要的衍生义。这样，经过亚氏化生(长)入(本)性的判摄整理，原本意涵丰富的■就变成了非生命的本质，即“自然”。海德格尔反对亚氏“化生入性”的做法，认为这是将存在“存在者化”的一种表现。通过祛本(性)显生(生)的阐释，海氏试图恢复■“绽开又持留”的“生生”意象，使“自然”摆脱对象性的摆置理解。一方面，海氏的这一工作，有助于我们摆脱主—客思维，借助诗—艺体验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至上思维方式对现代人的限制和宰制；另一方面，借助海德格尔的创化性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在希腊哲学开端处的原初意涵，借此扭转存在之存在者化的畸变与沦落，澄明“自然”(在)与“事物”(在者)的真实关系，重新恢复■“未遭破损的意指力量”。

  2024年02期 v.32;No.162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0K]
  

• 中国哲学中“自然”概念的内涵及衍化

  张雅迪;杜保瑞;

  “自然”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概念，研究“自然”对深入理解自然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重要裨益。从造字法、词法、语法角度理解“自然”的来源和本意，可明晰其在先秦时的主要内涵，揭示出老子使用“自然”的语境，把握“自然”的哲学意蕴。道家综合、辩证地讨论了“道”与“自然”、人之自然与物之自然、宇宙生成论与本体论，且影响到两汉、魏晋，直至清代。“自然”内涵的重要衍变发生于魏晋，既深化又窄化了“自然”的内涵。道家与儒释的交融中，“自然”概念产生流变，在“人”与“物”之间摇摆。随着时代发展，“自然”概念逐渐窄化和形而下化，最终尘埃落定为现代社会中的语义——既是哲学概念又是日常用语。

  2024年02期 v.32;No.162 11-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1K]
  

治理现代化

• 长三角城市群商品流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周正柱;冯博文;

  本文在运用熵权TOPSIS法对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的商品流通发展水平指数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及莫兰指数等方法对其区域差异、分布动态等进行探索。研究发现：(1)在时间演变方面，2011—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商品流通发展水平总体上呈增长态势，并呈“上海>浙江9城市>江苏9城市>安徽8城市”特征；四大子系统中商品流通发展水平指数最大，接下来依次是物流、信息流和人力资源流动水平指数。(2)在空间分布方面，在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商品流通发展水平总体分布格局仍未发生明显变化，空间格局有向东南转移的趋势，大部分城市出现“高—高”集聚效应和“低—低”集聚效应，且呈集聚现象。(3)在区域差异方面，在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商品流通发展水平区域总体差异呈扩大化趋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主要来源。(4)在分布动态演进方面，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商品流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长三角城市群四大区域商品流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绝对差异从整体上看呈扩大态势，而上海有缩小趋势，且均存在两级或多极化趋势。

  2024年02期 v.32;No.162 24-4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8K]
  

• 中国环境自动监控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赵绘宇;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中自动监控方式是广泛应用的新模式，也是环境行政监管与执法的未来趋势，但目前无论是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地方规范都片段化且不统一。在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亟须围绕该法第41条“电子技术监控”条款生成统一系统的环境非现场行政执法规范。环境自动化监控从主体、程序、证据、处罚四方面给行政处罚带来新的变革：首先，主体上，新的主体第三方服务机构的产生，带来新的第三方执法义务等共治问题。其次，程序上，行政执法流程相比人工时代需要再造，以保障行政相关方的权利。第三，证据上，“数据失真”与自动监控时代执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使得人工“双审”成为要件。第四，罚责上，需做到甄别三种自动监控数据属于违法，并在海量的自动监控数据中降低执法强度。在新的环境自动监测时代，主体、程序、证据、处罚都要考虑行政相对方——企业的权利与利益再平衡。此外，上述结论往往也适用于我国自动化行政执法的许多共性问题。

  2024年02期 v.32;No.162 48-62+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7K]
  

• 政府合同概念的体系化重构

  韩宁;

  现有政府合同管理规范对政府合同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但学理意义上的概念构造尚未完成，“政府合同=行政协议+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之结论存在缺陷。通过把合同还原为通用于各部门法的中性工具，将政府合同的研究视角从救济前移至行政过程，政府合同的识别标准被调整为“行政机关与任何主体订立的合同均为政府合同”。以行政任务为出发点，可将政府合同区分为公务型政府合同和管理型政府合同，公务型政府合同可被进一步区分为内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与外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以救济途径为落脚点，可以将政府合同区分为行政协定与非行政协定，非行政协定可被进一步区分为行政协议、民事合同、磋商性文件和劳动人事协议，其中，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属于狭义政府合同。将两条基于不同场景的体系化路径进行对接与融合，有助于形成对政府合同概念相对立体的认知，动态还原政府合同概念的全貌。

  2024年02期 v.32;No.162 63-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5K]
  

数字智能的世界

• AI技术的意图与审美问题:再论人工智能诗歌

  程羽黑;

  现阶段的AI诗歌是“无意图”的诗歌，AI诗歌算法的完善能避免无效诗句的出现。研发者不必追求强人工智能作诗，而应在现有的弱人工智能框架下，通过文体和风格的专门训练提升AI诗歌的水准。通过比较诗歌的人文性和科学性可知：两者并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的，最终殊途同归。人类不必担忧AI诗歌的未来，也不应把重点放在AI诗歌的拟真性上，而应扬长避短，通过AI的量化优势探索诗歌的可能性。

  2024年02期 v.32;No.162 84-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7K]
  

• 数字人文视域下文学存在方式的重构

  尹倩;

  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的存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从宏观层面而言，新媒介的出现总会继承旧媒介的优势，同时避开旧媒介的不足；媒介技术影响下的文学语境也在传统文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不断生成与革新。从微观层面而言，文本、作品和数据之间的逻辑转换，促成了数字时代文学研究语境的生成。数字时代的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和文学空间共同重构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其一，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表意特质和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这两个维度。而具有“数字修辞”功能的媒介往返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之间，既促成了形式各异的电子文本和数字文本的生成，又反身于数字人文与文学研究的数字审美范式。其二，基于数字技术而生成的数字文本，不仅可以为计算机所处理，而且依托互联网平台逐渐实现了客观知识世界文学文本的流动与对话。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的“比特叙事”,将比特视为符号本体而进行叙事，其指涉方式的变化表征了主体的未定性、文本的交互性和视觉窗口的递归性。其三，聚焦符码、编码和解码的分析路径，基于从原子到比特的媒介转换，数字化的文学空间应运而生，同时也改变了文学创作方式、文学研究语境和文学批评范式。

  2024年02期 v.32;No.162 96-112+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2K]
  

世界文化多样性与交流互鉴

• M. H.艾布拉姆斯论人文主义批评:多元视角与人文追求

  王庆;董洪川;

  M. H.艾布拉姆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和浪漫主义研究大师，其代表作《镜与灯》和《自然的超自然主义》都是英美人文主义批评经典著作。学术界对于艾氏的人文主义批评实践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于他有关人文主义批评的思想观点却鲜有讨论。其实，艾氏一生不仅在批评实践中坚持人文主义批评传统，还在诸多批评文献中对人文主义批评的内涵、目的和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和阐释。在他看来，文学是“人的世界”的产品，是用“灵活、微妙”的“人文话语”表达“人性关怀”,是人际交流的一种“媒介”。文学批评的目的是追求人文真实，人文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因而文学批评的方法必须是多元的。

  2024年02期 v.32;No.162 113-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7K]
  

• 论《坚白论》的认识论思想

  冯光武;南红红;

  《坚白论》是先秦名家公孙龙的代表作之一，“坚白”之辩是其主要辩题。《坚白论》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学界至今缺乏统一认识。本文首先梳理、批判、纠正和补充现有关于《坚白论》的代表性解读，然后详细解析其中的“坚”“白”“石”“神”“天下”“离”和“藏”等核心概念，再将它们与休谟、康德等代表性认识论哲学家的核心思想进行比较，形成一个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坚白论》认识论诠释。我们认为，《坚白论》是一部古老的认识论著作，是公孙龙对世界哲学的重要贡献。

  2024年02期 v.32;No.162 126-13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1K]
  

• 英国分权式文化资助模式的形成

  施慧;

  英国分权式文化资助模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助模式。之所以独特，一是因为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二是因为长期以来各种政治力量围绕文化政策的激烈博弈。此外，这一模式把“一臂之距”机制引入文化资助中，建立非政府组织的中介机构，从而在政府文化行政机构和受资助者之间建立合理有效的连接，进而对受资助者的创作、民众的文化参与和创意产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2024年02期 v.32;No.162 137-1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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