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科技人文·院士跨界高端访谈

  • 知识体系创新、跨学科交叉与跨媒介融合——访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何成洲

    彭青龙;

    院士跨界高端访谈栏目旨在探索面向未来的科技人文问题。本期访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南京大学何成洲教授,围绕知识体系创新、跨学科交叉与跨媒介融合等问题展开。何成洲教授认为,知识的分类是人类文明进化历史过程中的关键议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对知识体系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设计,不仅需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还要对中外知识进行融会贯通。放眼世界,跨学科交叉已成为一种知识创新的共识,应从当下现实出发来加以解释。数字化时代,跨媒介研究正在成为人文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跨媒介逐渐成为显著的文化现象,推动文学艺术的创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媒介的生产经常跨越民族与文化的边界,跨国民族主义、跨文化主义皆可成为利用的理论资源,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索。

    2022年04期 v.30;No.146 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3K]

思源湖畔专题:文化强国与人才强国

  • 文化强国视域下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创新

    顾江;

    文化强国目标驱动下,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演变历程彰显了数字文化产业强国建设实践。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全面布局、业态升级、供给端全要素数字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数字文化企业融资难、创意人才严重不足、治理能力欠缺成为新的挑战。为建成数字文化产业强国,文章提出文化资源数字化,文学艺术创作数字化传播,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全面数字人才培养,高效数字市场治理,数字文化产品多点出海等发展战略。

    2022年04期 v.30;No.146 12-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8K]
  • 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主要矛盾和重大关系

    常晋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新时代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最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们需要从哲学高度认识和处理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矛盾;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矛盾;文化主流与文化多元的矛盾;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不同文化主体和类型的关系等。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2022年04期 v.30;No.146 23-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3K]
  • 中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路径选择

    何丽君;

    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指的是集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活力充沛的世界级高层次创新人才,汇聚前沿性、原创性、颠覆性的世界级重大创新成果,引领世界科技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特定区域。人才与创新的良性互动是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本质所在。面向构建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中国需直面人才领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基于此,应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理念,推进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战略布局,强化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战略举措,以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人才基础。

    2022年04期 v.30;No.146 33-4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5K]
  • 高校科研团队管理与战略科学家能力建设

    井润田;

    伴随着当代科技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科研团队逐渐成为大学维持创新活力的组织保障,而作为团队领导者的战略科学家也成为大学乃至整个社会引领科技发展方向的能力基础。文章回顾了国内外科研团队管理方面的研究进展,指出科研团队的基本特征及管理需求,通过案例研究总结了战略科学家能力的形成基础以及相关的管理策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科研团队领导方面的研究问题与管理建议。文章探讨了科研团队管理中战略科学家的社会身份与专家身份定位、研究者的个体创造力与外部资源依赖性权衡、适合科研团队情景的领导行为,有一定的理论启示价值,相关管理建议也有助于改进科研团队的创新绩效。

    2022年04期 v.30;No.146 43-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6K]
  • 再论设计科学——关于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和知识的思考

    谢友柏;

    文章分析了1945年范内瓦·布什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以及2020年拉什·霍尔特为报告撰写的导读以及相关评论中可能给予我国推进科技创新战略的启发。研究结果表明,从科学研究到实际应用的线性模型或象限模型都说明取得创新成果之前,有若干需要深入细致研究的不同特性,需要不同慎重对待的阶段,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和生产经营,其中特别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文章分析了以创新而不是科学研究为抓手固然有更强大的号召力,然而如果不充分研究得到创新成果前各个阶段的特点和采取适合时代进步和我国国情的有效应对措施,我们的科技创新战略将事倍功半。同时,文章也关注了这些报告和评论的重要缺陷,它们都没有提及知识在这些阶段之间流动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没有提及控制知识流动的是对承前启后具有决定意义的、连接这些阶段的设计环节,没有提及设计的基本共同规律和要共同遵守的法则——设计科学这样一个基础研究领域,因而未能阐明知识在这些阶段中流动所产生的作用,特别是未能指出设计是知识流向创新的桥梁和纽带,设计可能使科学研究成果流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创新,也可能使科学研究成果流向危害社会的灾难。这些报告和评论未能就不同时代和不同国情对科学、人才、知识之间联系和政策措施的不同作出本质上的阐述——这也是我国推进科技创新战略需要特别注意研究的。基于以上认知,文章提出中国在科技创新中处理科学、人才和知识关系上,需要有一条不同的道路,并概括介绍了一个研究20多年的关于这条道路的解决方案——分布式设计知识资源环境。

    2022年04期 v.30;No.146 57-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89K]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

  • 数字法治的中国探索与世界影响

    杨力;

    评价中国数字法治建设对世界的影响,不能停留在个体的主观态度研究,而是需要放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视野,归纳数字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形成社会事实层面的总体性判断。在此基础上,观察和分析中国数字法治建设在国内外的评价及对世界法治的贡献。为让中国方案行稳致远,需要在数据标准、评价认证、技术工具、传播方式、话语体系、共同体建设等方面,体系化提升中国对数字法治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更大程度对世界法治文明产生影响。

    2022年04期 v.30;No.146 70-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21K]
  • 构筑中国文化强国形象的全球识别系统

    徐剑;

    中国文化强国的全球形象是中华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文化竞争优势在全球的符号象征,它体现了全球对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成就的共同认可,是中国全球软实力的关键。建设文化强国,中国人民既需要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需要在全球传播中去形塑厚重、现代和多元的文明强国形象。构筑文化强国形象的全球识别,包括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识别、国家的文化竞争力识别和国家的文化全球影响识别三大部分,由人类历史文脉、核心价值观念、理论话语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核心文化产业、文化科技创新、国民文明素质、国际文化都市、全球文旅魅力和全球媒体传播等十方面构成一个立体的形象识别系统。

    2022年04期 v.30;No.146 77-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0K]
  • 重要战略机遇期背景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挑战

    邹汉阳;

    两个大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国内外环境发生复杂变化。必须结合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背景来认识当前的各种挑战,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深刻把握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的新变化,着重分析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面临的三大挑战。一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考验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二是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动能和效益的统筹难题,三是社会文化领域若干不良倾向不利于凝聚精神力量。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不断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加强改革与开放之间的联动性,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弘扬奋斗精神,培育公共理性,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2022年04期 v.30;No.146 90-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0K]

百年经验启示

  • 延安时期红色文化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启示

    党争胜;

    文章对延安时期红色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史料综述,通过对延安红色文化国际传播载体、主体和成效的梳理总结,提出了新时代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国际传播效果的四点建议,即:加强组织引领,以我为主;培育友华媒体,借口发声;加强民间交往,双管齐下;做好分众表达,精准传播。

    2022年04期 v.30;No.146 99-10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18K]
  • 螺旋式上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百年变迁

    曹永荣;

    政党国际形象依附于国家,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文章从国际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政党国际形象理论和测量体系,它包括“能见度”(含“绝对能见度”和“相对能见度”)和“属性”(含“主题”和“效价”)。基于ProQuest历史报纸数据库和Nexis新闻数据库中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数据,文章借助政党国际形象理论分析了中共国际形象的百年变迁。研究发现,百年来中共的绝对能见度跨越了十、百、千、万四个数量级;相对能见度呈波浪式变化;主题从单一意识形态向多元和多维转变;整体形象呈螺旋式上升,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在扭转中共负面国际形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共未来需借助网络议程设置,主动掌握自己的媒介议程,通过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等手段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

    2022年04期 v.30;No.146 106-12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61K]
  • 中国共产党何以应对四次科技革命:百年回顾与世纪沉思

    安维复;

    马克思曾告诫无产阶级政党科技革命是“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顺应并驾驭科技革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必修课和试金石。文章以唯物史观和世界近代科技史为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四次科技革命:新民主主义论是产业革命所导致的中国社会矛盾的应对,建国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电工技术革命要求计划体制的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计算机革命要求全球化和市场体制的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人工智能革命需要新型举国体制推进自主创新的应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乃在于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客观规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自我革命。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可能是不断顺应和驾驭科技/产业发展规律的自我革命史;这一历史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同样重要。

    2022年04期 v.30;No.146 123-1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2K]
  •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反贫困斗争的实践与经验研究

    陆轶之;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贫困斗争自然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斗争理论,从社会宏观层面的现代性发展以及超越经济社会层面的国家治理内涵出发,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反贫困斗争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反贫困斗争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了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斗争的经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革命和改革为先导,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制度保障为根本途径,以精准扶贫、授之以渔为基本方法。

    2022年04期 v.30;No.146 135-14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9K]

新媒介影视研究

  • 电影符号学、时空理论和虚拟现实符号学

    柯岩·托玛瑟利;达米安·托玛瑟利;尹倩;

    文章提出一种全面的基于感官的符号学,以解释观众在虚拟现实(VR)投影设备实现的四维叙事中所操控的“交互式”选择。具体而言,文章提供了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视觉成像的四维时空理论,并通过皮尔斯知觉理论进行解读,这一皮尔斯符号学方法在这里被扩展到包括将虚拟现实作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感官体验。一方面,从对模拟媒体(媒介、信息)和二维符号学电影理论的探讨入手;另一方面,重点观照四维的感官符号学。传统上,电影艺术家往往依赖于画家的视觉感受力、诗人的视觉观察力和有声语言,以及音乐家的时间感,因而电影的多义性使得符号学成为一种特别适合于二维电影分析的研究范式。然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AR)等新媒体拓宽了“观众”的定义,即观众不仅是二维平面的“观者”,还成为了在图像、听觉和感觉的三维或更多的维度上观影的“参与者”,且这些维度看起来均是真实和有形的。因此,三元现象符号学解释将解释者包括在对故事的操纵中,从而与二维结构主义电影符号学形成对比。

    2022年04期 v.30;No.146 146-15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7K]
  • 后电影观众:媒介视域下的电影观众问题

    陈瑜;

    如今,“到电影院看电影”已经不是电影观众唯一的选择。后电影时代将“媒介”与“观众”的关系突显出来,并对传统的电影观众研究范式提出挑战。“用户—观众”是后电影时代各种新媒介不断涌现、媒介融合趋势不断加强的产物,并进一步影响到后电影形式与风格互动性的强化。后电影时代“电影(院)观众”也因电影院的转型升级而出现新变化。后电影观众面临“黑暗的消失”“洞穴隐喻”的消解和“被解放的观众”的悖论等诸多问题。

    2022年04期 v.30;No.146 160-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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