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世东;
本文通过对"风险"概念之语义发展史的探讨,试图说明风险所指涉的内涵与特征,以及风险议题所触及的社会学所关怀之基本课题。然后揭示"风险"概念在现代社会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社会论述正当性之媒介的事实,由此进一步说明"风险"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所可能履行的社会功能。这也使"风险"成为现代政治论述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是现代社会进行伦理论述的一个重要媒介。
2011年04期 v.19;No.80 12-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2K] - 李德恩;
群体性纠纷是现代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结果,而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快速转型及伴随的政策调整也引发了群体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关乎权利保障和社会稳定,这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中国群体纠纷的解决出现异化,法院对群体诉讼的实施表现克制,行政主导的纠纷解决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法院的司法能动应表现为完善群体诉讼相关制度,推动并积极参与建立协调运作的群体性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大调解为中国提供了群体性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协调运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司法能动释放了空间。
2011年04期 v.19;No.80 19-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5K] - 姜善咏;
"规范"与"描述"对当代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作为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其建构具有基本的规范性,需要对其进行合理限度的规范的"定义"、"解释"和"论证"。在规范的限度之外,正是具体生动的描述的"定位"得以合理存在的生长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需要保持"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规范"确定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等,"描述"则使研究过程保持具体和生动的史实资料细节的充实及语言的丰富性与思想性,在具体阐述层面发挥重要作用,避免抽象空洞的简单化论理。"规范"和"描述"的有机统一,形成相互补充、渗透和制约的态势,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实质性建构的两大路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2011年04期 v.19;No.80 26-3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7K] - 李叔君;
本文从身体的习性入手,探讨了身体的习性演化成习俗的动态社会化过程。由于这一过程是通过行动者在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的双重实践中完成的,所以,本文通过具体的女性行动者的策略,从习性入手,着重分析行动者的心理结构的面向,并通过习性的概念理解行动者受到文化调节的对结构限制与变迁的反应,最后通过女儿的习性在被建构的过程中母亲与女儿的双重身体博弈,窥视习性如何再生产出结构。在缠足这一身体习性的形成过程中,权力与合法性通过母亲的身体规训策略经由女儿与母亲之间的身体博弈过程之后,由女儿再加以重新建构。
2011年04期 v.19;No.80 34-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K] - 林喜芬;
通过对90起典型误判案件的经验分析,发现转型中国的刑事司法在程序运行方面,具有"错误演化的重复性"、"辩护功能的次要性"等异化特征;在证据使用方面,具有"证据收集的非法性"、"证据效果的间接性"、"证据认定的随意性"等异化特征;在权利救济方面,具有"救济原因的偶然性"、"救济渠道的阻滞性"、"救济方式的博弈性"等异化特征。刑事司法程序的异化引发了"受害主体的多元性"、"危害程度的深远性"、"赔偿救济的有限性"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而这些异化现象,必须通过制度与条件的双重改进方可缓解。
2011年04期 v.19;No.80 4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2K]
- 王振华;
所有的文类都可以被看作社会过程,但不同的文类其目标取向不同、目的的实现方式方法不同。历史作为语域,记述人类活动和事件,但其记述的目的以及目的的实现方式方法可能不同。本文述评马丁基于文类理论对历史语篇的研究,并讨论其对汉语历史语篇研究的启示。
2011年04期 v.19;No.80 70-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07K] - 文学武;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较,京派作家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们把这种精神投射到其创作中去,进而烙下了深刻的印痕,这在京派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京派小说由于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精神的影响,从哲学意蕴到文化意蕴,到处流露出传统文化的气息,形成了其作品独有的韵味和艺术魅力,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恰是他们创作成功所依赖的深厚土壤。
2011年04期 v.19;No.80 78-83+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K] - 邓军海;
肯定美学并非一个新的美学分支或研究趋向,而是一种欣赏态度。肯定美学所反映的是对于自然的尊崇态度。因反对"如画美学"这一流行的自然审美态度,肯定美学成了环境美学界的一个理论焦点。肯定美学之所以会引起争论,并不在于其违反常识,而在于其命题自身的逻辑含混及其支持者的意见分歧。
2011年04期 v.19;No.80 84-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 王三义;
奥斯曼帝国最先推行的西化改革政策就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改造旧军队以适应新形势。无论阿布杜.哈米德一世的改革,还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目的都是尽快"强兵",扭转军事上的败局,带有极强的功利性,但没有取得期望的成效。不过,改革政策倡导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对输入外来文明有利。军事改革不成功,主要是难以把旧军队改造成新军队。每次军事改革都会触动军事贵族的利益,军事贵族与其他反素丹的力量联合,要挟甚至废黜推行改革的素丹,迫使改革措施搁浅。直到马哈茂德二世执政之后的第十九年,才彻底摧毁旧军队,为其后的改革扫除了障碍,并建立了新式军队。
2011年04期 v.19;No.80 90-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9K]